最开始读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书时还有些轻视作者的观点，虽然他是德国近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但毕竟在纳粹肆虐之前早早逃离了德国，所以能否把握住二战时整个民族陷入迷乱癫狂的原因暂时不能给我信心；而且他评述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时使用的论点让我觉得很不熟悉：怯懦、天真、背信弃义，还有害怕变革，以及征服世界的梦想。
我在想，这大概不是我印象中的德国人，也不是日耳曼民族（或者应该被称为“条顿民族”）给欧洲、给世界的印象，那种印象是这样的：坚毅、勇猛、理性、建立在绝对服从命令基础上的钢铁纪律。
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他所属的民族精神分裂了：民族性格里一半是那些高尚而正直的、我称之为“好德国人”的伟人们代表的民族美德，另一半是虚伪狡诈、凶狠残暴、野心勃勃的统治阶层代表的“德国的罪恶”。他说二者的关系好像是一辆双层的公共汽车，坐在上面的好德国人将视野投向人类精神最高尚的领域，而那些坏德国人则是驾驶汽车的司机，他们的野心将德国屡次带往毁灭的深渊...
但很意外的是，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ur）却没被作者算入“好德国人”的名单，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大人物，他引领的运动使德国人从精神上否定了罗马教会的权威，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这一点上没有其他的德国人比路德做得更好；然而，他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好德国人，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作为个体的德国人存在的怯懦和矛盾，仔细读来竟然相当有趣，因为一个全新的、陌生的视角。
路德幼年的时候因为父母和教会学校过于严酷的管教让他觉得自己生活在“炼狱”之中，痛苦不堪。但因为虔诚的信仰，他成为了一名教士，同时也在城市的大学里任教授；罗马教廷公开在德国境内兜售赎罪券引燃了路德的怒火，此时的路德批判罗马教廷完全是为了捍卫信仰，他并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质疑会在整个国家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
一开始的时候他害怕了，害怕被宗教法庭烧死，之前的波希米亚僧侣胡斯不是因为威胁到罗马而殉教了吗？但很快他发现几乎整个国家都站到了自己这一边，农民、市民、萨克森选帝侯（那个年代的德国皇位是由各地的诸侯选举产生）、人文主义者都将路德视为民族英雄和圣人，他们愿意保护他。罗马天主教廷开除了路德的教籍，要求德国人交出路德，但最终他获得了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让他在受保护的状态下生活在一座城堡里。
路德最大的贡献在于翻译了德语版的《圣经》，从此让德国人可以用自己的思维理解宗教的意义，而不受罗马僧侣精神上的控制。借着古滕堡的印刷术，德国人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宗教，路德宣称：“信徒和上帝，犹如两个相爱的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了”。这个变化带来的影响是惊人的，它燃起了德国人去征服世界的野心，激起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他们不再需要对南方（罗马教会）产生顾忌了，德国人要去夺取南方“温暖的花园”，就像他们的祖先翻过阿尔卑斯山进攻罗马一样，这一次，这些森林民族的后裔们要获得世界的支配权，因为他们的精神苏醒了，他们不再因为自己苍白的文化而自卑，路德的运动给了德国人巨大的信心。
农民和人文主义者们发现，路德背叛了运动，因为他倒向了贵族的怀抱。路德维希哀伤地指出，德国的历史是一段内乱和背叛的历史，德国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毫不犹豫地背信弃义，路德也不例外。他反对自由，不因为其他的，仅仅是因为他习惯了服从王权，害怕革新。他要求教会将权力交给贵族，他要求农民们不要起来反抗贵族的压迫，他痛骂农民战争的领导人闵采尔（Thomas Muntzer）胡作非为，并支持贵族镇压农民起义。
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路德是保守的，甚至可以称得上反动，就是这个人，却堪称“第一个德国人”，他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德语版的《圣经》，却将人民的自由作为代价典押给了王室以换取自己的信仰。他终其一生只是一个精明狡猾的萨克森农民，即使向罗马挑战也是以一种非常安全的方式（他从未在文件上签署过自己的名字，而且使用的是普通民众看不懂的拉丁文），被迫卷入世俗的争斗后也在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保护者，虽然在人民的鼓励下与天主教会做了非常卓越的斗争，也带来了属于德国人的《圣经》，但晚年最终难免反动。
只有了解了他的为人才能理解为何路德难称伟大，他是一个典型的德国人，一个被路德维希既爱又恨的人物。这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德国人，不是精神上的伟人，也不是野蛮残暴的战争贩子。
或许，这就是作者眼中的同胞——怯懦的德国人。